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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:中国三大改革(下篇)

2013-02-28 16:02:56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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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:中国三大改革

上周,回顾分析了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历程,可分为两个阶段,邓小平的农业与工业改革是第一阶段,朱镕基到温家宝的市场经济体质改革及民生产业改革是第二阶段。形势发展到当前,全面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已势在必行,可视之为中国改革3.0,主要又有三个方面,都已蓄势待发。

第一是“收入分配改革”。这是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已过于严重,不仅影响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,也导致了中国虽有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却难以拉动。

但此一改革难度很大,研究8年,尚未定案,我认为可能是未能把握正确的战略思路,从而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弹的结果。

一如所有国家,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也是通过三次分配后的结果。首先是市场机制,强调的是各凭本事,公平竞争;其次是政府机制,主要是提供补救性的重分配;第三十社会机制,通过调动社会力量补政府功能之不足。因此如果对分配现状不满意,就应分别对这三个层面的机制进行检讨,谋求改革。

具体而言,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:(1)在一次分配中,政府应努力做到让公共资源(教育、医疗、基本建设等)配置在全国范围全国人民身上尽可能地平均,以确保竞争立足点的平等,以及,所有产业、所有企业的“公平”竞争;(2)在二次分配中,强化财政分租税的改革,以落实不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,也包括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理重分配;(3)在三次分配中,对社会组织、公益组织作更大程度的开放与鼓励。至于国企,改革之道,不在于直接去干预其高层收入,而在于强调正确保其与民企的公平竞争。

第二是“城镇化改革”。城镇化的战略精髓是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,一方面改变农村中人与地的比例,根本地提高农业生产力,二方面通过城镇建设、产业发展及居民收入增加来拉动内需。

但城镇化的推动需有配套改革:(1)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,使农民通过售地获得创业资金;(2)户籍制度改革,让进城农民可以获得城市户籍;(3)产业政策配套,更多地鼓励能创造庞大就业机会的民企、中小微企及服务业的发展,使农民进城有工作可做;(4)房改及房屋政策配套。农民进城需要安居,房产政策必须让多数房屋回归到作为住房的定位,而非是一个投资甚至是投机的商品。抓住这四个要害,城镇化成功可期,但必须再有一点提醒,城镇化与18亿亩农地底线不应冲突,农地之必须大规模地可持续地经营管理,一如所有发达国家,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根本。

第三是“政治体制改革”。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程,但也可以从三个重点抓起。一是人(官员),二是组织,三是机制。

我认为预算公开(预算改革)及与之配套的人大改革应是更务实的做法,让各级人大(不宜再由官员转任或兼任就官员而言,人民期待的是廉与能,现在更多的是廉。如何保廉?现在各方倡议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,此议并非不对,且采行国家不少,但为确保行之即成,以免挫折改革士气,宜准确评估,谋定而后动。)真正起到宪法中原本赋予的审查及监督政府各部门(含国企)预算的角色,相信应能从源头上对反腐作出重大贡献。

就组织机构而言,不必要的政府权力管制不但窒碍市场经济运作,而且滋生腐败,是以无论中央或地方都有必要进行大幅改革,祛除遗留自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管制部门。

就机制而言,指的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,在GDP之外,在评估内容中应纳入各项对官员要求的指标,包括廉洁。此一机制的运作还必须由上而下,才有实效。

2013,中国果能展开以上三大改革,则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即更进一步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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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齐平

台湾大学经济系、经研所毕业。曾任台湾海基会首任副秘书长、台湾当局“经建会”专门委员及参事。现为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,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及亚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,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客座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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